终身遗憾事  未报知遇恩

——怀念罗荣桓元帅夫妇

丁  芒

1958年初，我受解放军总政治部《星火燎原》编辑部的派遣，去北京东交民巷8号（人称“元帅府”）去拜访罗荣桓元帅。他住中院，贺龙元帅住后院。罗帅夫人林月琴同志领我到大客厅，厅东头放一张巨大的办公桌，罗帅日常就在这里办公。敬礼后，罗帅远远摆摆手，请我在沙发上坐下，默默地倾听我讲明来由：商请他写《星火燎原》第一卷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这组回忆录的“牵头”文章。罗帅的一贯作风是：沉稳静穆，不苟言笑。深思熟虑后，他才会吐出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来。

不久，他要去四川成都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简称“金牛洞会议”），通知我随他去，利用空隙时间写这篇文章。先乘飞机到西安。除罗帅一家外，还有海军大将萧劲光和陈奇涵上将。在西安停留数日，即乘火车越秦岭到达成都，住军区招待所。罗帅白天赴会，晚上有空就找我谈谈，明确要求写成一篇论文。我则利用白天空闲，向军区司令员贺炳炎、贺龙元帅的叔父贺勋臣及李文清、黄新庭等首长采写了五篇有关红二方面军的回忆文章。

中央会议结束后，随罗帅到重庆，曾参观军工厂，罗帅把厂方赠他的一支汽枪转赠给了我。顺便说一下：对这支汽枪我是珍如拱璧，两次罹难，妻儿离散，直到“文革”期间被复员回南通家乡当工人，一直带在身边。可惜在家庭第二次破碎后，此枪亦不知所终。至今思之，惶悔不已。

接着便沿江而下。毛主席乘坐的江峡轮居首，其余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分乘两艘轮船随后，过三峡，去武汉。后来我在《诗刊》上发表的《毛主席过三峡》组诗。就是这次随行的实感实录。在重庆时，我已完成罗文初稿，并且拟了四五个题目请他选择。登轮第二天，罗帅的副官来说：“首长请你去一趟。”林月琴同志在客厅舱门口等我，先告诉我：“你写的文章，他很满意，说比以往几篇都好，他找你，大概还要补充点什么。”进去时，罗帅正站在舷窗前张望江岸，听见门响，转身指着椅子叫我坐下，顺手把一盘松仁推到我面前。他连一句表扬的话都没有，一开口就说：“有个细节，知道的人不多了，可以写进去。”这就是秋收起义后，毛主席收集部队，在三湾改编，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转变的一个实景：毛主席大步走到土场上，右手高举喊道：“大家来集合，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毛主席就是这样把队伍带上井冈山的。

谈完这段细节，罗帅从口袋里掏出我那张拟题的纸片来，手捏着胖胖的下腮，仔细权衡、思索。最后拿起铅笔在纸片下方写了另一行字递给我。我接过一看，写的是《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心中活活一动，差点喊出声来：多精当！多气魄！

回京后不久，中央军委开扩大会，此文曾作为会议文件发给大家学习；总政把它收入内部出版的《好文章》一书；原稿列入总政秘书处档案；第一次打印稿被军事博物馆收藏、展览。

1962年，党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我恢复工作不久，第四野战军战史编辑部成立。罗帅是四野政治委员、空军上将刘亚楼是参谋长，林彪身体不佳，编写战史这件大事，罗、刘首长当然要扎实地抓起来。那时，我已为刘亚楼代笔过两篇回忆录：《伟大的第一步》、《横扫七百里》，是反映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第一、第二两次围剿的重头文章，刘亚楼非常满意。后来听说他们在研究编辑部组成人员时，除当年的作战、情报、通讯部门的负责人外，还想调一个“秀才”来把文字关。是罗帅指名向总政借调我，并由刘亚楼向总政交涉此事的。于是我就被通知到设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的四野战史编辑部上班，由刘亚楼司令员直接领导。

罗帅对部下非常关爱。一次他得到名贵的熊掌，不肯独享，招呼我们少数人去同快朵颐。偏偏那天我因事没有来编辑部，去的人深为我惋惜：“你怎么没有去呀？罗帅还特别问来着……。”我听了也后悔不已，倒不是可惜了这番口福，而是深愧于罗帅对我这个“小兵拉子”的慈爱、器重的感情。

1963年5月，刘司令员决定空运四野战史编辑部到杭州空军疗养院，边避暑边修史。记得正是广玉兰盛开季节，我写了首词，赠给编辑部几位两鬓斑白的革命前辈，并希望他们写诗唱和。工作不是太忙，我又利用早晚空隙时间写了个电影文学脚本，反映红军长征途中的一个故事，题名《红手套》。当年十月，我邀编辑部全体成员去九溪十八涧品茗赏秋，同时朗读《红手套》，请他们指教修改。这次雅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秋红如烟，倏尔销尽，寒飚踵至矣。大概一个多月后，罗帅噩耗即至。罗帅过去在前苏联开刀，割去一个肾，多年靠一个肾运转。人渐老，肾功能衰退，终至被尿毒症夺走了性命。大家十分悲恸。

是刘司令来宣布这个噩耗的。他还说：“治丧委员会已成立，目前要紧的事是要写一篇殡葬仪式上宣读的悼文。林月琴同志指名要丁芒去写。明天我们就飞回北京！”约一个小时后，他又来说：“北京方面认为，要丁芒同志从杭州赶回，已经来不及了。林月琴同志只好同意由别人来写。”——这样，我就没有能赶回北京，参加罗帅遗体告别仪式，一直抱憾至今。

1964年，四野战史编成，编辑部解散，我仍回到总政。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又沦入第三次劫难，直到1979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才结束了二十多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涯。回首往事，不免倒抽一口冷气。

当年冬，江苏新闻出版局长高斯通知我：中央军委决定先给十大元帅写传。罗帅夫人正在组织写作班子。她通过粟裕同志和江苏省委商量，借调我去主笔《罗荣桓传》，问我是否同意。当时我想：惊魂甫定，新家初建，正常人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又要去颠簸；编写罗传，从采访收集材料，到初稿、定稿，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何况初到出版社，未有贡献，便又被借走，拿人家工资不干活，也对不起出版社。高斯见我犹豫不决，就说：“你去趟北京吧，和对方商量再定。我对上也好有个交代。”

林月琴同志已经迁出东交民巷“元帅府”，住在鼓楼东一个胡同的大宅里，当时任总政干部部顾问。十七八来年未见过她的慈颜，又不免想起罗帅，心中万分酸楚。在概述别后情况和现在的处境后，我直接提出希望：替我素所熟悉、敬爱的罗帅写传，义不容辞，亦我所乐为。鉴于实际情况，能否把我调回总政或其他单位，恢复我的军籍？她说：“你爱人在江苏电视台工作，这倒好办，可以设法调到中央台或北京台。倒是你，现在部队有个硬性规定，凡已离开部队的干部，一概不再回收。”言下之意，她作为干部部的顾问，更不便带头违规。事情就谈到这儿为止，我只好告退。张云逸大将的夫人韩碧同志也想请我写张传，我把军委有关的规定告诉她，等下一步再说。回南京后一个多月，林月琴同志又派部队作家白刃同志来找我。大概他们找了白刃，白刃力主仍把我借去一同来写。但我思想已成定势，依然未加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