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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岫:清荫留与后人看
 发布时间:2016/7/18 浏览次数:1492

 

清荫留与后人看

林  岫

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春和物萌,最易种树。古代没有种树节,但官衙、学府、城野人家逢春都鼓励种树。《孟子·梁惠王上》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将植树与安居看作百姓生计同等重要,也是孔孟主张仁善教化的一大良策。翻检史书的《良吏传》或《循吏传》,笔涉“治荒护岭”多有循吏鼓励百姓植树种茶事。为保护树林,各地方官吏亦有管理惩罚规定。《晏子春秋》记齐景公爱槐树,使人守之,并发布命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如果酒喝高了撞树也不行,“有醉而伤槐者,且加刑焉”,硬性规定,条律可行。

《隋书》记载过配发桑榆树苗的事。《南史》称“沈瑀为建德令,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半丁之人(即少儿)咸欢悦,顷之成林”。唐开元时杭州刺史袁仁敬“治郡之暇,植松以达灵隐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苍翠夹道,号九里松”,留下过美声嘉名。很难说古人有多高的环保意识,毕竟岁岁为故里种树,做点公益事,能千秋永葆功德、福惠子孙的习俗,也是人心向善,善成于道。

诗人爱种树,又种后赋诗留念,史不少见。披卷阅读王维的“闭户著书深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苏轼的“孤根裂山石,直干排风雷。今我百日客,养此千岁材”、“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韩琦的“得地最宜儒馆种,结根须作栋梁看”,崔涂的“天暝岂分苍翠色,岁寒应识栋梁材”,贾岛的“更堂寓直将谁语?自种双松伴夜吟”,黄仲瑶的“劝君更种松与梅,岁寒清绝成三友”等诗,想想那“好树遮窗当画看,百年争作栋梁材”的远近美景,都会觉着清气扑来,雅兴不浅。

台湾竹枝词有“难忘故乡山上月,银辉落处是乡愁”;“难忘故乡山上树,天涯游子也回头”,看来明月和林间花木最能引发故土思恋之情,故游子诗中借物抒发乡情,除却明月,最多的就是林间花木。画家张大千晚年在域外建环碧庵别业,因乡情难耐,曾种梅树百本,经常和泪题画梅花,有诗曰“缀玉苔枝乞百根,横斜看到长成村。殷勤说与儿孙辈,识得梅花是国魂”,又“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坠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顽无耻,不识梅花是国花”,又“片石峨峨亦自尊,远从海国得归根。余生余事无余憾,死作梅花树下魂”等,皆苦心辗转梅树,思归不得,情何以堪。

种树之功,既依仗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也在乎社会的倾情关注。古代地方官吏不管官职大小,只要在位处理郡治期间,没把种树稼穑等当作公务来抓,关怀民生方面必定丢分。清代做过地方官的诗人曾晖春写过一首《艾城官舍公余手植桐竹松梅》,诗曰:

 

梅花高洁竹檀栾,松子桐孙次第安。

莫道衙斋如传舍,清荫留与后人看。

 

檀栾,形容嫩竹秀美。首二句分写题中“桐竹松梅”四字,论作法,这叫“分点题面”。传舍,即旅店。诗的主意在劝导,说不要把衙门当作仕途过路的歇脚旅店,多种些树,办些实事,也是功惠德范的大事。借种树,表白一下做父母官的态度和感想,如果真地发自肺腑,百姓自然有幸。

种树,能想到“清荫留与后人看”,先有了奉献的精神。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美意传承。后人呢?想想前人的功惠,知道谢忱感恩,也岁岁种树,大概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山荒河枯、草原“沙化”的麻烦了。其实,算计算计,林木清荫在功惠后人之前,也给种树人留下不少实惠。种树成材,先不说那减缓水土流失和为栋为梁的大实惠,单凭好树如画,富氧净化环境,就让人美不胜收。春天能回黄转绿,林木葱茏,现出蓬勃锦绣生机,自不待言。入夏呢,流碧环翠,还能在供赏之外拂炎遮雨,清烦祛暑。《闽志》载有北宋大书法家蔡襄(字君谟)在闽南为官时,因暑溽瘴害,“令夹道种松,以避歊毒”事。《闽志》曰“至今赖之”,可见种树避瘴确实有效。山林入秋,硕果丰盛,几可与稻黍同功,那“拂袖金丸落,横枝玉颗垂”、“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苏轼)等诗句,足证秋色之可爱可贵。待到寒冬腊月,树以铜干铁枝蔽风御雪,又有雾凇冰挂供人清心悦目。此际若能展读“凌寒翠不夺,迎暄绿更浓”(魏收),又“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范云),“翠色本宜霜后见,寒声偏向月中闻”(韩溉)等诗句,精警极似座右立铭,定能让人抖擞精神。

由此观树,四季成岁,岁岁如此,功莫大焉。不仅历代诗人称颂不已,传统的家训族训也有“种树成林犹树德,年年功惠子孙多”之说,信无虚言。

种树,何以能树德呢?大概因为种树有益家国,还可以净化美化心灵,蔚然良好风气,所以印证于人,说种树犹如树人树德。好话,容易理解,只是好事践行非易,难免时有不询廉隅的人事发生。

种树,既然是好事,种树人则须自养美好心田。树成栋梁,与人成良材,何其相似。另外,万物有性,物以性示人,对人的立德养性多少还有点样板教育的作用。譬如松柏之奇倔耐瘠,冬青之蓬勃傲寒,梅花之战雪凌霜,翠竹之劲节虚心等,皆可以为人施教。读至“岁寒色不改,劲节幸君知”(李峤)、“翠柏信良材,成长计功迟”(方孝孺)、“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两苍龙”(苏轼)等,亦能对树木怿然高望,恭敬几分。

宋代跟范仲淹一起防御西夏入侵有功的陕西安抚使韩琦移种小桧,写过一首《小桧》,诗意诗法颇堪玩味。诗曰:

 

小桧新移近曲栏,养成隆栋亦非难。

当轩不是怜苍翠,只要人知耐岁寒。

 

前两句说养桧成材的近况和希望,为后两句预作铺垫。主意欲说种树可以教育“人知耐岁寒”(激励自己培养吃苦耐劳的品德),诗人偏从反面的“当轩不是怜苍翠”曲折道来,歪打正着,主意的跳脱会更加警醒。人才颐养,难在始终,但随时以小桧为榜样,严格律己,自树人杰,养成隆栋应非至难。诗歌述理有“反正推进”一法,《小桧》即可印正。

据《杭州志》载,曾有兄弟不和,同赴县衙门打官司,因路途遥遥故,夜行至古树下休息。天亮后见古树枝叶相交相亲,翠盖蓊郁,原是同根而出的伯仲树,惊讶树有宽容退让之德,相比自己的作为,低头深悔不已,遂罢讼,携手还家。“庭种竹梅松柏树,一门风雅自清新”,传统以美德治家,常以清物蔚然门风,标榜自有有理。

曲阜孔林有千年楷树,其木纹理如贯钱,有纵无横。《阙里志》说:“以之为杖,可以戒暴”。明清时曾有人题过《孔府楷杖诗》,诗曰:

 

纵理无横子贡栽,孔林原自不乏材。

楷能戒暴为人杖,草木都从养性来。

 

戒暴,即不准横行霸道。曲阜楷木是否真是子贡等孔门贤弟子所栽,恕不讨论,但其纹理有纵无横,无疑是天生好教材。德教,非一味忍让求和,也需要善的威慑力,以楷为杖,教育或惩治一下奸小不肖,未尝不可。所以,游客至曲阜,解读此诗后,对楷杖戒暴并能启迪养性,无不肃然。

《南史》说襄阳韩系伯欲在地界上种树,恐树荫覆盖邻人地,便离界数尺栽种,邻人随即乘机侵界数尺,韩系伯又改种另处,邻人惭愧万分,便退出侵地,两家从此和善相处。种树本是好事,如果由此引起利益纠纷,打架争讼,则适得其反。“左翼联盟”的老诗人柳倩早年在广西碰上过种树争地的事。东邻种树侵界,推倒原有的竹篱,柳老有心学习韩系伯,没去计较,数日后东邻得寸进尺,居然毁篱另插新篱,侵地愈甚,柳老无奈,写诗一首贴在墙上,诗曰:

 

种树西征焉值当?橘儿甘苦许同尝?

篱笆纵插九州遍,不见当年秦始皇!

 

东邻见诗,觉得有愧,遂退篱重种。柳老此诗分明借法明代林瀚的《戒子弟》。林瀚居官在外,子弟因宅基地与邻里争执不休,写信与林瀚,欲借其威望了结纠纷,林瀚作《戒子弟》回复,曰:

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也无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此诗用对面白话,述理如常,却精警深刻。后来林家子弟率先让地三尺,邻家亦让,遂和好如初,留下佳话。想来也是,纵玉树金墙,谁都不能生前逝后永远拥有,争利不如避利从善。道理归道理,利益当前时能做到轻利重情,选择退一步海阔天高的,确实难得,所以赵朴初先生说“避利或可避害,但从善如流,更是自我超度”,妙哉斯言。

说种树,绕不开的话题当然是砍树。《淮南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直令千秋智者先忧。滥砍盗伐,无尽索取,始终是古今棘手的难题。

种树,本为便取便用,却要严禁滥砍盗伐;天下事有难为而必须为者,护树即是一例。面对拱抱杰构,工匠手下留情,客观上可以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台湾阿里山森林的珍贵红桧曾在日军占领时期遭到过疯狂掠夺,其中光武神木群中千岁乃至三千岁的古桧能够部分幸免,与当地山民不忍运斤,冒死引路而令盗伐者困死深山不出有关。盗伐者迷山困死,以及后来入山便闻风战栗,当然不是神木显灵,山民护树的机智和大无畏,都可歌可泣。北宋诗人黄庭坚曾亲历过衡山古松下“巧匠旁观,莫之能伤”的感动,也以大材为奇,奇材必须保全,发出过“勿伐勿败,祝圣人寿”的倡议。黄庭坚将古松看作“圣人”,绝非过情之誉,能保持敬畏的真诚心态,其衷当怀“崇善必恭”的古风。

古代盗树有罪,尤以盗伐河堤榆柳、墓地林木为严重,判刑大都过于一般偷盗罪。明代《弇山堂别集》记“南京神宫监太监王采,以盗伐孝陵树木论斩”,又康熙三十三年刑部“议阿哈尼坎盗伐风水禁地树木,罪应立绞”,康熙以满人阿哈尼坎“非内地愚人,无知犯禁”,恕减为“枷责罚落”,算是送了个便宜。据《四川志》载,绵竹县昔有一寺,寺中古柏峨峨壮观,县令欲砍伐古柏用来建造官署,乡民畏其权势,“莫敢逆者”。寺有老僧,偏不听邪,愤然题一绝云:

定知此去栋梁材,无复清阴覆绿苔。

只恐深山明月夜,惧他千里鹤归来。

“县令见之,恻然而止”。此诗前二句述说权势压人,现实严酷,道出无奈。后半,一恐一惧,二字足令盗伐者心虚胆颤。老僧略施小计的恐吓,威慑有力,大约县令已经感觉到乡民敢怒不敢言的无形压力,故及时作了收敛。因为史笔或因权势压抑,有时会做出违背史实的改易,结果是非颠倒,诚信严重偏移,而诗笔崭崭入集,或可存照千秋,所以古人常道“不畏史笔,反畏诗笔”;闻绵竹僧题诗止伐事,应当信然。

严惩固然可止一时盗伐,如果人无善德,树亦难保。严惩莫如善教,无论古今,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都是硬道理。在种树爱护与毁林盗伐问题上,能思考并勘破历代种树衰败根源,比较透彻的是清初理学家李光地(1642-1718)。李光地,康熙九年(1670)进士,《清儒学案》评为“学博而精”,其《榕村语录》引《管子》的名言“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后,评论道“句句都好,若再加一句‘千年之计树德’更完全”,认为种谷种木树人都很重要,但关键在于树德,如果社会缺乏树德的良好风气,种谷种木树人仍然得不到保证。当时有人问李光地:“管子不解道此,想即是他器小处?”李回答非常肯定:“然。他见处只到得树人而止。”与管子只见到“树人”的“百年之计”相比,李光地提出“千年之计树德”,确实是巨眼鸿裁,高屋建瓴。

春日宜出,别在家窝着,带孩子出去种树,诵读一些诸如“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李白),“高人不借地,自种无边春”(钱伸仲句),“人皆种榆柳,坐待十亩荫。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东坡),“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王安石句)之类,小憩树荫时顺带闭目遐思一番“种树必培其根,种德必养其心”的道理,居然读懂种树即是种德,“清荫留与后人看”原本看的是美德的延续,那就小彻小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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