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大师与中华诗词文化复兴
杨金亭
臧克家大师离我们而去，转眼已有半年多的时光。然而他留下的那一团诗的生命之火，却依然燃烧着我这个有幸在他亲自或参与创建的两个刊物——《诗刊》、《中华诗词》工作过、或工作着的诗坛一兵，至今还一直追逐着他在新诗民族化、旧体诗现代化道路上走过的足迹跋涉前进，继续在诗词编辑的岗位上，燃烧着生命的余热。
环顾中华诗词近二十年来由复苏而活跃、以至于初步繁荣的历程，我想借用发生在欧洲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一词，概括诗词文化的当代历史，谓之“中华诗词文化复兴”，应当说是名副其实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民族诗词文化，已经有了三千年被誉为诗国的光辉历史，而且还经历过唐诗宋词的巨大辉煌。然而，在上世纪之初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却遭受过一次被“打倒”的冲击。从此，现代诗坛，成了新诗的一统天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旧体诗创作，陷入生存发展举步维艰的低谷。直到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化雨，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华诗词，才得以从运交华盖六十年中，挣脱出来。这才有了新时期以来的复苏、转机；值得注意的是，经过短短二十多年，竟然呈现出空前活跃、初步繁荣的中华诗词文化复兴的局面，这除了思想解放的自由宽松的政治气候之外，却与一位诗坛世纪老人有关，这位老人就是现当代诗坛泰斗臧克家大师。就是这位老人，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站出来，敢于力排新文学界封杀旧体诗的舆论众议，公开申明“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的诗歌主张。与此同时，他以新诗泰斗的身份，一以贯之地为彻底改变旧体诗不公正的命运奔走呼号、建立阵地、组织力量、准备人才，为即将到来的诗词文化复兴的春天默默地燃烧着他那支诗的生命火炬。只是，新时期之初，诗词界正忙于为重新走上诗坛的旧体诗作舆论和组织准备，还无暇顾及诗词现当代史的研究，对于臧克家大师的诗词创作、理论实践以及他所作出的关乎诗词当代命运转变的历史贡献，直到现在，尚少为人知。我知道，这个关系到臧克家在当代诗词史上重要地位的课题，还有待当代诗词史、论专家的研究论证。在这里，笔者仅以一个和臧老有过近三十年诗歌交往的期刊编辑的身份，就一己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对臧克家大师对当代诗词文化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就其大端，作一个粗略的回顾和梳理，以此，作为对这位世纪老人难以忘却的纪念。
一、提前促成了毛泽东诗词的正式发表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革命家，也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创作，几乎与他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相终始，而且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划时代的成就。但是，或许由于作者仍未完全摆脱五四运动关于新旧文学的惯性思维，长期以来，一直还坚持着“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的看法。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的有几首不同凡响的诗词佳作，如《沁园春·长沙》、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代表作，早已在传抄中，在某一规定情景中，发生过历史性的轰动效应。有的篇什也早已被外国作家引用，译文已传播到世界，甚至博得了一个外国作家关于“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的崇高赞誉。然而，遗憾的是，熟读四卷《毛泽东选集》，为自己的领袖的伟大革命实践及其光辉思想感到无比自豪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堪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鲁迅等历代诗歌巨星相媲美的毛泽东创作的当代诗词经典，却无缘阅读，这实在是现当代史上出现的一种极不正常的文化现象。对此，当代的文化、文学界人士中，虽不乏感慨之声，但真正站出来，以超常的文化战略眼光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果断地抓住机遇，促成了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并还毛诗于诗国人民，终于改变了上述那种不正常文化现象的，正是臧克家大师。
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创刊，由臧克家出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家《诗刊》，在筹划“创刊号”时，所做出的争取发表毛主席诗词的一个高瞻远瞩的编辑决策。当时，参与编辑工作的诗人们，深知毛主席同意发表他的诗词这件事情的难度。经过研究，决定以副主编徐迟从长期传抄稿中记录下的八首诗词的誊清稿，请作者审正讹误后，交《诗刊》发表为由，起草了一封给毛主席的约稿信，经臧克家毛笔直行抄正后，由臧克家、徐迟、严辰、田间、沙鸥、吕剑六位诗人（编委）签名，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发出。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诗刊》收到毛泽东给臧克家等人的回信，并附来包括编辑部呈送的八首在内的十八首诗词。来信原文如下：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受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同年一月廿五日出版的《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来信手迹，并以头栏位置，推出了《毛主席诗词十八首》。
以此为契机，或者说以诗为媒介，臧克家和毛泽东很快地建立起“诗友”关系。就在收到诗稿的第三天，臧克家应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谈诗。当谈到《沁园春·雪》“原驰腊象”句时，臧老建议改“腊”为“蜡”，主席欣然接受。从此，两位诗人，书来信往。主席凡有准备发表的诗词作品，都有一份打印稿寄来征求修改意见。臧老坦诚寄回的修改意见，也时被采纳。从此，诗人毛泽东，一改过去一直不愿意发表他的“旧体”诗词的习惯，这才有了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版再版，包括他精选出的四十多首代表作的《毛主席诗词》的问世。
为了帮助千千万万的诗词爱好者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由臧克家讲解，周振甫注释的《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很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于讲解者对要讲的诗篇，研究有素，理解深刻，在行文中，能够做到知人论世，披文入情，解读到位，深入浅出，很受广大读者欢迎，该书一版再版，累计发行早已超过百万。
进入九十年代，八十五岁高龄的臧克家老人，有感于“这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像一阵狂风，不少人心，如百草为之‘偃’，毛主席及其著作受到攻击、非议，他的诗词作品也受到冷遇”的不正常气候，出于捍卫、弘扬革命经典文化的高度自觉，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邀请了几十位志同道合的文学、诗歌界的朋友，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分题撰稿，主编了一本《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此书同样是一版再版，成为九十年代的畅销书。
两本书，前者侧重诗词文本字句的解读，后者侧重诗词艺术的鉴赏分析；普及、提高，相辅相成，受到了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欢迎，对此起彼伏、在中华诗国大地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毛诗热，起到了不断添柴助燃的作用。
《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在《诗刊》上的正式发表和随之而来的《毛主席诗词》的正式出版，是共和国五十年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诗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大盛事。正如《诗刊》编者在《创刊号·后记》中所指出的：“读着这些雄伟瑰丽的诗篇，是不能不令人赞叹的。……我们相信，这些诗和来信的发表，在我们的生活和斗争中，在我们的文学事业中将要发生的深刻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
而今，蓦然回首，臧克家和《诗刊》的同志们，提前推出的毛泽东诗词，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已历历在目：
（一）《毛主席诗词十八首》在《诗刊》发表后，随即在全国引起轰动。各大报刊竞相转载；音乐、广播、戏曲、曲艺界人士，也相继谱曲朗诵、演唱，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在诗国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个超越了知识分子范围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学习毛诗的高潮。臧克家、周振甫合著的那本《讲解》，已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两个普及性的古典诗词选本一样，迅速进入城乡寻常百姓家。那时，校内校外、工矿田园、社会、家庭、男女老少、工农商学兵，学毛诗、背毛诗、唱毛诗、说毛诗，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为孔老夫子开创的有了三千年历史的诗教传统，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内容，让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一次在全新的诗美陶冶中，获得了一次高境界的诗性升华。
（二）毛泽东诗词在五十年代问世，无异于在国人面前，推出了一座当代诗词的、横空出世的莽莽昆仑山。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诗经》、《楚辞》的古老悠久，唐诗、宋词、元曲的无比辉煌；到了近代，或许有少数人知道晚清有个“同光体”，民初有个“南社”，至于五四以后，则知道有一个以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田间、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季……为代表的新诗诗坛，至于旧体诗，则早已在几本现代文学史上，查不到存在的踪迹了。毛泽东诗词的突然问世，几乎令诗歌文化界人士惊喜得目瞪口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们第一次读到的传统诗词的当代文本，竟是如此辉煌夺目，几乎每一首诗词，都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选集》三卷八二六页）的典范之作。他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领袖，原来是和历史上的屈原、李白、杜甫、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曹雪芹、鲁迅相映生辉，各领一代风骚的伟大诗人。
（三）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典范意义，还在于它证明了：诗词这种古老的民族诗歌形式，经过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凤凰涅槃”，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同时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新生，从而，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使之具有了思想、感情语言以及意境、韵味层面上的全新的现代品格。换言之，毛泽东诗词，为中华诗词的现代文本，奠定了划时代的艺术丰碑。它启示当代旧体诗的作者：旧体诗的艺术生命力，永远是与时俱进的创新。
毛泽东在与臧克家关于诗的交往中，曾经提出过的一些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观点，如关于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问题；新诗形式的“精练、大体整齐、押韵”问题；创作方法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问题等等；都曾引起诗歌、文学以及理论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和更加深入的学习探索，对五、六十年代的诗歌、文学、戏剧创作，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例如新诗界，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诗人，一直沿着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道路进行创作，写出了一大批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好诗；在文学戏剧界，一大批红色经典小说的《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创业史》，戏剧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都可看出毛诗诗风以及“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影响。
臧克家大师，早在五十年代，提前推出了毛主席诗词，其历史意义在于：为旧体诗打开了长期被禁锢的闸门，填补了现代文学史上诗词创作的空白，为古老诗国的一代公民补上了现代诗词文化的必修课程，为彻底改变旧体诗命运的八十年代出现的中华诗词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为当代旧体诗创作开拓出第一片园地
臧克家大师为中华诗词复兴所作的另一早期贡献，便是为五十年代的旧体诗文化，开拓出第一片创作园地，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创刊的新中国第一家《诗刊》中的旧体诗栏。——进而因势利导，促成了《中华诗词》杂志的诞生。如果，就今天的旧体诗词的处境而言，不用说是占刊物几个页码的一个诗词栏目，就是某一地方诗社，办一个旧体诗的内部诗报、诗刊，也可以心想事成。但回到当时的背景下，却是一件有悖于新文学潮流而动的大难题。这还是因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一片“打倒”声中，旧体诗的写作，虽然还在一些文人中继续，但在三、四十年代蓬勃兴起的新文学刊物上，却遭到了舆论一律的禁锢封杀——不予发表。请看臧老有关四十年代新文学界的一段回忆：“新诗人，对于当代写旧体诗的人也是有点敌视的。不问它的内容所表现的是什么，只要看到是旧体，就联想到‘落后’、‘不合时宜’，认为它会堵塞新诗的发展道路。记得在重庆的时候，郭沫若同志有时也写些旧诗，有的写新诗的同志看到了，惋惜而又幽默地说：‘郭老向旧诗投降了’”。（《臧克家文集》六卷一一二页）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方针的提出，那么多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曲艺品种，已经纷纷在各地的舞台上争奇斗艳，然而在文艺界排斥旧体诗的传统观念，依然如故。旧体诗一直交着被禁锢的“倒霉运”。而第一个敢于冒“落后”、“倒退”乃至“投降”之天下大不韪，勇于打破这种历史的“禁锢”，硬是在早已属于新诗一家的庄园里，为旧体诗开拓出了一小片可以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绿地的园丁，还是那位“新诗旧体我都爱”的臧克家大师，那堂堂正正的题目，便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创刊的全国第一家《诗刊》上开设“旧体诗专栏”。原来，在“创刊号”上隆重推出毛主席诗词，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而是和臧克家大师早已作出的“《诗刊》创刊伊始，就为旧体诗留有一席之地”（《臧克家文集》六卷一五四页）的编辑决策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是首战告捷，旧体诗栏开出来了，那旧体诗却是伟大领袖创造出的伟大的革命史诗。这有点类似毛泽东当年的诗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很显然，这个在当时谈何容易的栏目的顺利开出，是借助了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他的诗词的无比辉煌，才让那些旧体诗的反对者望而却步的。
然而，要巩固这个旧体诗栏，使之在当代诗坛上站稳脚跟，进而使之成为一个不断推出诗词佳作，发现和团结推出旧体诗新人的阵地，臧克家大师还是为之倾尽了后半生心血的。
（一）继毛诗发表后，大师为了提高扩大这个栏目的影响，开始了向“未妨馀事做诗人”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马上吟诗的老帅们，以及著名作家中的诗人词家约稿。其中，引起文艺界震动的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九日臧克家曾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过一次由朱德、陈毅、郭沫若、赵朴初、冰心、冯至等五十多位现当代作家、诗人参加的诗歌座谈会；次年夏，又有一次应朱德之约，到中南海谈诗。此前此后，一直延续到《诗刊》一九七六年复刊后，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董必武、陶铸、罗瑞卿、萧克等将帅以及郭沫若、赵朴初、叶圣陶、茅盾、老舍、田汉等现当代作家，都曾在这个栏目上发表作品（包括遗作），从而为这个栏目的生存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关注推动从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文坛名家之作的不定期栏目，向诗人词家乃至一般诗词作者的每期两页的固定栏目过渡。这个过渡完成于八十年代初。至此，才摆脱创建前期借重中央领导人和名人名家的策略考虑，使这个栏目真正成为诗国的广大旧体诗创作者平等发表诗作的栏目。时间不长，一批已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老中青名家，如聂绀弩、荒芜、陈祖棻、程千帆、林散之、曹大铁、陈大远、陈朗、阚家蓂、李锐、程光锐、刘征、李汝伦、丁芒、高汉、叶元章、李国瑜、凌文远、林锴、沈鹏、周笃文、蔡厚示、袁第锐、林从龙、林岫、李曙初、屠岸、吕剑、刘章、贾漫、王亚平、杨逸明、熊东遨、刘梦芙、张文廉等诗词家都曾因在《诗刊》发表作品，而引起诗词界的关注。但是，好景不长，一些仍抱着新旧体诗势不两立观点的诗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向《诗刊》施加压力，要《诗刊》撤销这个栏目。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著名诗人公刘，在《文学评论》杂志上著文，批评当时有的报刊为旧体诗张目，是对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倒退乃至复辟（这位诗人在九十年代著文申明改变了这种观点）；另一位是毛泽东老同学，著名诗人萧三，致信《诗刊》，公开要求撤销旧体诗栏目，主编严辰迫于压力，已在编辑部内部吹风，准备停掉这个栏目。当时我兼这个栏目的责编，很为这个栏目的命运担心了几个月。后来，我才知道，还是顾问臧克家说服了严辰，让这个全国唯一的旧体诗园地保留了下来。
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华诗词文化的复兴，在一批新诗人兼写旧体诗的“两栖”诗人强烈要求下，旧体诗专栏由原来的两页增加到四页。成为全国新旧体诗界团结合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诗歌繁荣的众望所归的栏目。历尽半个世纪寒暑，通过这个不大的园地，推出一批诗词佳作，发起并组织过两次全国性的当代诗词研讨会，团结组织起一批诗人词家、评论家队伍，而且推荐过一批高质量的现代诗词遗产，如陈祖棻、丁宁、唐王虬的遗作，为《中华诗词》的问世，以及八十年代当代诗词的文化复兴，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舆论和组织准备。
随着十年文化浩劫的终结，臧克家大师有感于传统文化复兴的征兆，还早在一九七七年给他主编的《友声集》中的诗人之一的刘征的信中说：“你这三首诗（指《水调歌头·中秋步月》二首及《贺新郎·赠光锐同志》，（见刘征著《古韵新声》二——三页）都有味，评光锐词，甚的当。我欣赏‘凉夜灯明雨细’等句……‘情似火’确是光锐词的特点……《步月》二首我极赞赏，想象新颖，将幻想与现实联系，自然美妙。”接着又说：“如果有个诗词刊物，发表这样一些新内容旧形式的作品，很有意义。这不过是想想而已。”（《臧克家全集》一一卷三二三页）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对即将到来的新时期文化形势前瞻性的预感。果然，过了十年，旧体诗界全国性的组织——中华诗词学会于一九八七年的端午诗人节宣告成立，臧克家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又过了七年，大师第一个提出过的全国第一家旧体诗刊《中华诗词》杂志（时为季刊）于一九九四年七月创刊，臧克家应聘为顾问。而他最推重的，认为“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刘征，出任第一任主编，大师以燃烧的激情，为创刊号题写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旧体诗，应该：反映时代，关怀民生，学古防腐，删繁求精”的题辞，为刊物提出了编辑旧体诗的选稿重心，应当是继承、创新，言时代之志、抒人民之情的精品佳作。
老诗人一直像关心他亲自创建的《诗刊》旧体诗栏那样，时刻关心着这本新问世的《中华诗词》的成长和发展，以及刊物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作为顾问，老人不时通过书信询问诗词信息并热心为刊物推荐人才，如二〇〇三年应聘为副主编的赵京战的文章，早在一九九五年，便被臧老发现，随即向孙轶青会长推荐说：“赵京战（至今未见过）他投来论旧体诗长文，有水平，我一口气写了千多字的回信。他寄来第二篇，有几千字，对旧体诗将如何改革，说得很详细（刊《江海诗词》一九九五年第一期）。”（见《臧克家旧体诗稿附录：给孙轶青同志的一封信》在这个刊物创刊周年之际，九十岁的老诗人，抱病写来了题为《祝〈中华诗词〉周岁漫谈诗》的文章，在充分肯定编辑“都是诗人，有识力，有魄力，把刊物办得很出色，在全国众多诗刊之中影响最好、最大。”对编者鼓励有加的同时，也坦诚地提出了旧体诗“作品泛滥，平庸的多，淘沙少见金花。学古者，多陈言，无新意，距时代太远。”“作品不能打进读者中去”的问题。老人认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旧体诗要求强音！个人没强音，就只能‘同能’而不能‘独秀’；时代无强音，就难以称雄于一世。社会主义时代要有与它相称的社会主义的旧体诗。”（《臧克家全集》一〇卷一九二——一九三页）文末还附有这样一则“多馀”的话：“如果《中华诗词》能从季刊一变为双月刊，再由双月刊变为月刊，那多好啊！这是我个人的希望，也是众多读者的希望。”这对于我们在组编作品版面中，如何科学地把握时代主旋律与艺术风格多样化统一的原则，不断地提高刊物质量，向月刊的目标迈进，给予了巨大的鼓舞和有效的启迪。
也许由于编辑班子多数同志接受过臧克家诗歌艺术的熏陶，一致认为他关于新旧体诗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的理论主张，加之刘征、杨金亭、丁国成曾长期在臧老指导关怀下从事编辑工作，臧老在主编《诗刊》时形成的严肃、认真的编风以及行之有效的方法，凡可以借鉴的几乎都已潜移默化于《中华诗词》的工作中来，比如：（一）在好诗面前人人平等，唯诗歌质量是取得严格的三级审稿制；（二）关于编辑在对于不同风格流派作品的选用上“允许偏爱，不允许偏废”的原则；（三）关于选稿中一看诗味（意境）、二看新意（时代感）、三看大体合律与否的三条原则；（四）最重要的一条是，经过五年办刊，逐渐形成的“切入生活、兼收并蓄、求新求美、雅俗共赏”的办刊宗旨，得到了大师的赞赏，他认为这是一个体现了党的“二为”方向“二百”方针的科学的办刊宗旨。于是，他在二〇〇〇年《中华诗词》一月号上，以纪念千禧之年题辞的形式，为我们公之于众。
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中华诗词》发表《世纪颂中华诗词大赛获奖作品特辑》时，九十五岁高龄的老诗人。又一次为我们挥笔题辞，首录了白居易的诗句：“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以此提醒我们：精品，永远是一个刊物的生命之本。要我们谨记：作为诗歌编辑的最重要的任务，便是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不断地向我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奉献最新最美的诗词艺术精品。
现在可以告慰克家老人在天之灵的是，《中华诗词》已于二〇〇三年顺利地实现了由季刊而双月刊而月刊的过渡，在严肃文学刊物市场不太景气的背景下，本刊发行量连年攀升，目前订户已跃居同类刊物之首。我们当更加努力，力争让这个诗词刊物的发行，有一个和当前诗词文化复兴的形势相称的新局面。
三、留下了一个“三友诗派”
文艺流派的多元并存、争奇斗艳，是一个时代文艺繁荣的重要标志。有鉴于此，臧克家大师早在上世纪八〇年代，他曾连续著文，论述并呼唤文艺流派的产生。他认为“文艺方面的流派，自古有之。由于志同道合，观点一致，作风相似，蔚然成派，影响一时，及于后代。举其大者，边塞派、桐城派……人人皆知。”（《臧克家文集》五卷六一六页）他热切期望：即将出现在诗坛的“茫茫九派流中国”的“现在的流派，不同于前代，譬如百川，奔腾澎湃，一齐向东，注入社会主义大海。各派诗歌，以其动听之声调，悦耳之音色，为四化放声大合唱。鼓斗志，振精神，使万众同心，在新长征的途程中，并辔齐骋。”（《臧克家文集》五卷五九五页）
其实，克家老人理想的那种“影响一时，及于后代”的中国第一个诗词流派，在中华诗词开始复苏的八〇年代之初，便已经“蔚然成派”了。这便是以臧克家老人为盟主，以程光锐、刘征两位著名诗人为成员的“三友诗派”。
这个诗派萌生于十年浩劫终结后的七〇年代末，三位久已有了文字之交的新诗人，终于有了聚在一起交流新旧体诗创作而成为诗友的机缘，到一九八〇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程光锐、刘征、臧克家歌唱的全新的旧体诗流派的正式问世。遗憾的是，臧老生前，或者说，在笔者撰写这篇文章之前，虽然《友声集》早已蜚声诗坛，其中名篇佳作，如程光锐的《沁园春·咏出土文物东汉青铜奔马》、《金缕曲·青岛海滨》；刘征的《水调歌头·香山寺听法松》、《念奴娇·过华山漫想》；臧克家的七绝“碧”（野桥东陶令身，长红小白作芳邻。秋来不用登高去，自有黄花俯就人。《寄陶钝同志》）、“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黄牛》）以及“自沐朝辉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抒怀》）等名篇佳作，早已被多家报刊选载，并且为广大读者所传诵，臧、程、刘三家诗词也早已在诗词界发生了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诗词理论批评的长期失语，“三友诗派”这个二十年前便应当出现在诗歌评论中的名字，直到现在，才不得不由我这个诗歌编辑第一次提出，这不是作者故作标新立异，而是一个诗歌工作者，对新时期出现的一个带规律性的诗词现象的实事求是的揭示。这一点，我是非常自信的：我熟读过“三友”已发表、出版过的诗词著作，也读过他们各自的新诗代表作以及他们有关诗歌理论批评的文章，对“三友”的道德文章，钦慕已久，且蒙“三友”引为“诗友”。八〇年代后期，我和《诗刊》的同事丁国成，还应邀参加过“三友”景山赏牡丹，就近在刘征家里品茶谈诗的活动。我以为，就三位诗人诗词创作以及有关诗词活动实践而论，冠以“三友诗派”之名，应当是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名至实归。考察我国文学史，文学、诗歌流派的出现，一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学见解和艺术风格相近似的作家、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臧、程、刘之所以成为“三友”，进而形成一个诗词的流派，也恰恰是因为他们都是新诗人兼擅旧体诗创作，艺术风格相似。彼此倾慕对方的诗艺，迫切需要交流而走到一起的。且看臧克家老人留下的“三友”诗词活动的充满激情的记录：
读大作，眼明心快，眉飞色舞。艺术感人伟力如此。你的词，不论意境与表现力，均使人深佩，足见修养深，功力到。……
（《致刘征》一九七七年元月一一日）
程光锐同志借去你的新词，抄好，璧还。他甚赞扬。他的旧诗词写得明朗、热情、风格与你正同，有机会，想介绍你们见面。
（同上，三月二八日）
你的诗作，清新多味，富于想象力，为我所不及，我“守拙”而已。
（同上，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六日）
“三友”之情，高于一切。
（同上，二〇〇一年九月二五日）
在《中华诗词》二〇〇〇年五期上，读你的词。《东汉铜奔马》一到眼，如美梦初醒，心情激动，往事冲胸，不能入睡。你的这首词，如此动我心，大有无此词皆空（之感）。
当年我喜心难抑，抄给茅盾，他也说好。……茅公第二次要我再抄一份（第一次抄去弄丢了），爱心之切，可见。……你的原句“长桥卧浪”（仄），我力劝你将“浪”改为“波”（平），读来顺口，吟来顺口。“长桥卧波，不是秦宫”这四句（前二句为“诧高楼遍地，渺无汉阙”——笔者），我读它万遍常新，气为之壮，大有敲破玉壶之慨！
（《致程光锐》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四日）
你，感情内向，深沉而细致，如严冬温火，不烤人，但暖人心。……你是词界冠首，应多写点。
（同上，二〇〇一年一月五日）
这是一本用古典诗词形式表达新思想，新情感的三人合集。光锐、刘征同志与我相交数十年，情谊深厚，都以新诗问世，而热爱古典诗歌，并尝试习作，诗作之优劣固不在于形式之新旧也。新诗写作者学写一点旧体诗词，惯用旧诗词工具之同志，也可以试写点新体诗，这对于互相借鉴，彼此交流，无不裨益。
光锐、刘征同志写作勤奋，每有新章，彼此先睹，斟酌字句，吟诵以为常。每得佳作或佳句，兴致冲冲，如同己出，情感交流，其乐也无穷。
刘征同志，对旧体诗词创作热情最高，或以抒情，或以纪游，佳句勃勃，诗词繁复如雨后春花。光锐写作态度认真，要求严格。热情充沛，溢乎字句之间。二人作品，风格近似。
我从稚年即酷爱古典诗歌，字不认识已能背诵若干名篇。数十年来，虽致力于新诗创作，但对古典诗歌热爱之忱与年俱增。近三几年来，间或试作，视光锐、刘征同志，则瞠乎其后矣……
（《友声集·前言五百字》）
在这里我之所以多抄录了克家老人关于“三友”诗词活动的文字，意在给读者朋友多提供一些关于“三友诗派”的感性资料，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现当代诗歌泰斗是臧克家老人热诚、谦虚、海纳百川的胸怀，“‘三友’之情，高于一切”的诗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三友”诗派是一个真正的由三个诗的诤友，为了一个崇高的诗歌追求，而集合到一起的，真正的诗歌艺术流派，他们是新诗界早已有了定评的大师和名家，他们对旧体诗词有着共同的理论主张，这就是臧克家老人反复强调的“我写旧体诗，是为了追求‘三新’。所谓‘三新’，即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我个人认为，无此‘三新’，难乎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旧体诗。固守陈规，不能变新，何以‘代雄’？如果旧体诗与时代脱节，与人民生活无涉，只能聊备一格而已。”（《臧克家旧体诗稿·跋》）为了实现“三新”，他还反复强调，在继承古典诗词传统的基础上大力革新，努力创作出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富于民族气魄的伟大作品”（《座而谈，起而行》）。
这个诗派是一个一贯沿着民族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觉地应和着时代主旋律歌唱的诗词组合体，三位诗人有着相似的创作风格，那便是激情洋溢，格调高昂，想象丰富，意境高远，韵味隽永，语言清新，大气磅礴的新时代的豪放派。他们的创作个性，又同中有异：臧克家夫子自道曰：“守拙”，表现在诗风中是“朴以真”——纯朴、质朴而率真。他的诗，朴实无华，语言平易自然，却时有寓哲理于看似平淡的诗语中的警句，给读者以回味的余地。《友声集》外，有《忆向阳》、《臧克家旧体诗稿》约二〇〇首诗传世。这和他三十多部新诗相比，数量不多，但诗的质量却不亚于他的任何一本代表作。他的许多名篇佳句，例如“桑榆谁云黄昏近，老树东风红花多”（《赠王亚平同志》）“年景虽云暮，霞光犹粲然。”（《为葛一虹同志书条幅题句》）“听凭岁月随流水，依旧豪情似大河。”（《答友人问》）“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抒怀》）“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灯花》）……已在人民群众中不胫而走。有的已像唐诗宋词中名篇那样口传心诵，家喻户晓，成为当代社会的文化积淀。比如《老黄牛》中名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已被作为文章标题，反复见诸报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们仅从诗歌流传的一个侧面，就足以看出，领风骚于当代、创古调之新声的臧克家老人旧体创作的大家气派。
程光锐，创作态度极为严谨，其作品不经过反复修改，精心打造，绝不轻易投稿示人。至今诗词集尚未问世。我所读到的除收入《友声集》中的词作十五首外，便是发表在《诗刊》、《北京诗苑》、《中华诗词》以及《中国百家旧体诗选》等选本收录的约四十首作品。量少，但都是精品。他的诗词慷慨缠绵，于豪放中见婉约，论风格，杨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庶其近之。茅公的激赏，臧老“词界冠首”的评价，诗人是当之无愧的。
三友中，刘征是当代诗词名家中少见的一位多产作家。此公多才多艺，新诗、旧体诗、杂文、散文、评论、书、画多付笔墨，著作等身，已有人教社五卷本《刘征文集》问世。杂文、新旧体诗曾获大奖。道德文章，深孚众望。他的旧体诗写作，开始于四〇年代的中学时期，五〇年代改写新诗，以寓言诗鸣世。七〇年代后期恢复旧体诗创作，从此诗情如江河奔泻，一发而不可遏止。新时期以来，写诗词两千余首，《友声集》外，《流外楼诗词》、《古韵新声》、《画虎居诗词》、《蓟轩诗词》、《风花怒影集》等五个集子问世。难得的是题材广阔，诗、词、曲众体美、刺皆备，作品繁富而不滥，佳作多多。他的诗词“富于想象力，意境常新，而笔锋有光彩，诗如其人，信不诬也。”（臧克家《流外楼诗词·序》）他的风格特点是壮以豪，在创作中，熔老杜的沉郁悲壮于李白的豪放飘逸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浪漫主义诗风。这在他的词作，尤其是长调中关于山、海的歌吟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他的那些“反映出新光彩的大好山河的晴光雨色，反映我自己——一个中老年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所闻所思所感”（《流外楼诗词·自序》）与人格化了的山水亲切对话的作品，已把诗人的情致和山水的性灵，水乳交融地化入诗的意境中去。从而为中国山水诗开拓出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
这个诗派的创始人臧克家老人曾自称是旧体诗的改革派。改革，在文学史上，刘勰称之谓“通变”，萧子显称之谓“新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各种文化门类，在自身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创新。这种创新，是“时移世易，质文待变”的时代使然，也是“文章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的自身生存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个流派中的三位诗人，都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文艺观，他们懂得人文历史的来龙去脉中的精华所在，因此他们才是中华民族诗词文艺最有代表性的真正传承者，也是这个传统在新时代的发扬光大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文化视野夜，比起那些把吟诗填词指向唐诗、宋词“原汁原味”、“古色古香”的模仿者，要宽广得多。他们是杜甫“转益多师”的实践者。他们既师古，也师今，还兼及师洋，那目的便是集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之大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成风格独具的一家之言。从“三友”的诗风看出，这个流派不但是古典诗歌也是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田汉、老舍为代表的现代作家诗词传统，以及以毛泽东、陈毅、朱德、叶剑英为代表的革命诗词传统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因此，“三友”的诗词创作，已经完全具备了当代文学的全新品格，他们的诗词应当名之谓“旧体新诗”——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诗词。笔者在一九八八年曾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选过一本《中国百家旧体诗选》，我在该书前言中写过一段话，似乎可以移来概括这个诗派的创作特征：“收入这个选本中的一百一十多家（臧、程、刘三家皆入选十首——引者）除少数几家是从事古典文学、诗歌研究的专家外，大多数是新文艺或新文化工作者。这里有著名的新诗人、小说家、报告文学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新闻记者……我之所以着眼于这一个‘百家’，……主要是因为他们以新文艺、新诗歌的艺术创造精神，给旧体诗这一古老的诗歌艺术，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他们把新诗言人民之志，抒时代之情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贯穿于旧体诗的创作实践中，突破了旧体诗吟风弄月、赠答酬酢的狭小天地，赋于旧体诗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二、他们从生活出发，选择富于表现力的口语，并化用至今尚活在人民生活中的古代文学词语作诗填词，摆脱了某些旧体诗死气沉沉的头巾气，使之具有了生动活泼的清新自然感。他们的诗词作品，风格不同，个性迥异，但是却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新：题材新，立意新，意境新，语言也新。正因为有了这个新字，才给旧体诗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给读者带来了一新耳目的新鲜感。这一点恰恰是应当引起另外一些旧体诗作者充分注意和认真学习的。”
这个诗派的创作实践及其诗篇已经在当代诗词界产生了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有不少实力派新诗人先后创作并发表了出手不凡的旧体诗，比如吕剑、鲁兵、屠岸、李汝伦、丁芒、邵燕祥、向明、黎焕颐、韦丘、梁上泉、刁永泉、刘章、熊召政、王亚平等被丁芒称为“两栖诗人”的诗词作品，尽管风格不同，但是或许由于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新诗艺术经验的移入，所以也都具有近似“三友诗派”“旧体新诗”的时代风格。
一花引出百花开，随着“三友诗派”在诗坛的影响的日益深入，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一个“茫茫九派流中国”，崛起风骚跨海潮的社会主义诗国，将昂然矗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我们将和臧克家大师共同期待着！
世纪诗坛老人臧克家大师走了。老人的音容笑貌、耿耿风骨、浩浩诗魂，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老人留下的诗歌创作、理论经典，将哺育一代代诗人词家，沿着大师开创的新诗民族化、旧体诗现代化的道路，为繁荣社会主义诗歌事业，重建诗国辉煌，高歌猛进！
